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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中国人，纪念抗战将士，悼念卫国志士仁人，为我等后辈之应尽职责。
作为一个摩旅人，骑车风餐露宿，欣赏中华大好河山，属户外人等殷切之盼也。
可是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尊重历史真相，以一颗冷静客观的心做事做人。不要忙目尊崇有些小说电视报道的失实之举，如果去做就是推波助澜，其实应该予以反驳，还历史本来面目。就算是不懂历史，也要本着学习之态度弄清真相，而不是以此为由发起活动，实为掩耳盗铃之作派。
自家之谈，只是不可盲目，无有其它，欢迎指教，以下为几个论述，错对自辩。
赵寿山将军嫡孙赵武原专谈“八百壮士跳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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煞费心机、以讹传讹的“八百壮士跳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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煞费心机、以讹传讹的“八百壮士跳黄河”
“八百壮士跳黄河”的说法起源于1984年《西安晚报》上发表的一篇以《八百壮士跳黄河》冠名的文章，其作者现在西安，并已确认“八百之数”和“新兵团之建制”以及“唱着秦腔抱着军旗跳黄河”等情节为矫情造作。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虚构的故事，却被鬼使神差般加工成炙手可热的抗战“神剧”。先有《立马中条》一书的作者张君祥照搬采用，后有“白鹿原”一书的作者陈忠实（张的乡党、好友）为《立马中条》代序而所产生的名人效应，尤其是西北大学教师张恒的诱导性采访（很多媒体或个人都被张恒所谓的“教授”、“专家学者”外衣所迷惑，对其所说所讲深信不疑。而张也暗地偷着乐，能忽悠一个算一个，其实他就是一名普通的体育教师。据当年曾和张在一起采访的知情者讲，张是按照自己的好恶取舍材料，听不进别人的劝告，背离职业道德），推波助澜，最终忽悠美籍华人胡余锦明女士慷慨解囊，不但在山西芮城黄河北岸投资建起了“跳黄河殉国纪念碑”，而且还煞有介事地请和尚做道场，大大热闹、风光了一场。
事情到此并没有完，为了更加别出心裁，吸引国人眼球，证明自己的“研究成果”，张恒继续信口开河，竟然将“日军档案和当时报刊对中国军人中发生跳入、涌入和泅渡黄河一事的记载和报道”（摘自《研讨会纪要》）也搬出来引以为据，用敌人之口证明1939年的“六.六”战役中，成建制跳黄河的官兵人数三千人只多不少，几乎占到九十六军官兵牺牲总人数的一半。“神剧”在张恒鼓噪下立马又升级成“闹剧”，好像成建制跳黄河的官兵越多越光荣。这其实是往三秦将士下巴底下支砖，既让“秦人”、“秦军”在外省军队面前蒙羞（就会跳黄河），又创造了中国抗战军队跳黄河人数之最。
现有的历史资料和参战将领的回忆录，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1939年“六.六战役”的主战场在平陆而不是芮城。而张恒竟然毫无自知之明，恬不知耻说他掌握的才是第一手资料，而将军们的亲历、亲见、亲闻只能作为第二手材料，张恒所说所讲越来越不靠谱了。
黄河过了风陵渡开始自西向东流。上世纪五十年代修建了三门峡水库，原“六.六战役”主战场（例如平陆老县城及太阳渡一带）很多地方已经沉入水底，再也无法体验、感受到抗战时期的惨烈场景。而我们今天看到的所谓“跳黄河殉国纪念碑”，其位置还在平陆以西的芮城境内，现在离黄河尚且还有一段路程，当年的距离可想而知就更远了。那么成建制的几千官兵又是如何从这里的悬崖峭壁上“跳黄河”的？总不会是插了翅膀先“飞"后"跳"吧？
“六.六”战役开始阶段，由于第四集团军仍然采用国民党军队严防死守陈旧战术，损失伤亡极大。其中第九十六军几乎面临全军覆没，所谓的“八百壮士跳黄河”就发生在该军溃败过程中，这本不是一件光彩事。而三十八军战斗力强，战法机动灵活，始终掌握战场主动权。例如三十八军独立四十六旅，同样是和九十六军一起被日军包围在平陆老县城附近，面临连锅端，却能凭借三十八军良好的军民关系和顽强战斗力，不但在孔从洲旅长带领下，把握时机突围成功，转危为安，并且中途还缴获日寇大炮数门，最后和三十八军主力胜利会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将军根据战场失利情况果断换将，把第四集团军所辖三个军（三十八军、九十六军和川军四十七军）的指挥权全部交给了赵寿山军长。赵寿山将军不负众望，团结上下力挽狂澜，终于反败为胜，迫使日寇狼狈撤离了中条山。敌人在运城开追思会时，仅军士以上的骨灰罐就达一千七百多个。
这就是卫立煌将军指名道姓赞誉三十八军和赵寿山军长是“中条山的铁柱子”之真实原因（详见附录二：有名有姓，有凭有据，不服不行），既不是表扬九十六军，也不是泛指第四集团军（不能总用“人民说是铁柱子”或者“群众赞誉是铁柱子”这些想当然的模糊语言糊弄民众。人民是谁？群众姓啥叫啥？无名无姓，无凭无据，纯属忽悠）。要当“铁柱子”必须名副其实，战场上压不垮打不散，强敌面前不弯腰，更不可能出现几千官兵成建制“跳黄河”，否则就不叫“铁柱子”而是“泥柱子”，见打就垮就塌。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们必须承认差距才能进步，包括政治态度和思想追求等方面。中共“组通字“1984年31号文件就明确指出（详见附录三）：抗战时期的三十八军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典范，其指战员凡符合有关规定，均按参加革命对待，而九十六军只是参照执行。
有人至今对以上事实很不服气，耿耿于怀发牢骚，说什么“现在人们不顾历史，好像越红越革命，欲盖弥彰尔”、“赵寿山部队（三十八军）后来一直以赵寿山为荣，原于此赞誉（中条山的铁柱子）”等等。说这些怪话都没有用，也只能躲在暗处不时放放冷箭而已。
所有事实已经证明，张恒所引用的所谓证据和研究成果，恰恰都是敌人为了“夸大战果、瓦解人心的敌对宣传需要，故意简言概说、含混其词、混淆视听，不可凭信”（摘自《研讨会纪要》）。而张恒在《黄河魂
.中条抗日钩沉录》中的采访对象，又大都是没有文化的八、九十岁老人，记性少忘性多，造成“今存当地百姓口述回忆缺乏实在数据，而又往往将不同时间、不同战役、不同部队所发生事情混为一谈，据此统计人数不足为信”（摘自《研讨会纪要》）。
而凤凰卫视、西安晚报等媒体，对所谓的“八百壮士跳黄河”乃至“三千壮士跳黄河”的真假不加甄别，人云亦云，群起炒作，推波助澜，以讹传讹。
依据揭露“跳黄河”闹剧就是给陕西抗战军队头上扣屎盆子，坚定捍卫“秦人”、"秦军"能征善战精神，这是每个三秦抗战将士后辈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我曾数次向陕西省、西安市有关方面反映以上看法，并建议请有关专家学者和历史爱好者、知情者共同研讨，澄清事实，揭露谎言，还历史本来面目。因此我要感谢十七路军研究会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大好事，2015年11月14日由他们在西安主持召开了“第四集团军守备中条山时期跳黄河一事史实研讨会”。原抗战老兵、抗战将士后代，党史军史研究人员及新闻记者等五十余人出席。《研讨会纪要》初步达成了五点基本共识，主题明确，结论客观，实事求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特简述和提示如下：
（一）跳入黄河和涌入黄河、泅渡南岸的事实确实存在，生还且已确证者约有十余人（提示：个别跳入、涌入黄河、泅渡南岸者有，但绝对没有所谓的八百或三千官兵跳黄河）；
（二）没有成建制跳入或涌入黄河的事情发生（提示：如果真有八百乃至三千官兵整团、整营成建制跳黄河，战后有关将领必然会受到军法严惩，但至今没有看到一条报道和记载）；
（三）日军档案和当时报刊对中国军人中发生跳入、涌入和泅渡黄河一事的记载和报道，因夸大战果、瓦解人心的敌对宣传需要，故意简言概说、含混其词、混淆视听，不可凭信。而今存当地百姓口述回忆缺乏实在数据，又往往将不同时间、不同战役、不同部队所发生事情混为一谈，据此统计人数不足为信。（提示：张恒的所有证据均来自日军档案和当时的报刊，不可凭信。其采访的口述回忆资料缺乏实在数据，有些内容全凭自己想象，推断，据此统计人数不足为信）；
（四）“八百壮士跳黄河”说法起源于1984年《西安晚报》上发表的一篇以《八百壮士跳黄河》冠名的文章，其作者现已确认“八百之数”和“新兵团之建制”以及“唱着秦腔抱着军旗跳黄河”的情节为矫情造作（提示：“跳黄河”之所以被弄假成真，个别人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媒体的照搬采用、不加甄别的群起炒作、以讹传讹等都是推手）；
（五）跳入黄河或涌入黄河泅渡求生的个别官兵，绝非可歌可泣壮烈抗战之举，不能借此炒作（提示：个别官兵“跳黄河”可以理解，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绝非可歌可泣壮烈抗战之举。再不能“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继续讴歌赞扬）。
如果再简练，就是五句话：第一.所谓“八百壮士跳黄河”的原作者已经证明纯属虚构，而“三千壮士跳黄河”更是无稽之谈；第二. 张恒所描述的大量成建制官兵跳黄河根本不存在；第三.张恒以敌人档案做为主要证据，不可凭信；第四.张恒采集的口述回忆缺乏实在数据，不足为信；第五.个别官兵跳入、涌入黄河可以理解，但绝非可歌可泣壮烈抗战之举，不宜再继续炒作和讴歌赞扬。
至于芮城的“跳黄河殉国纪念碑”，一字之差谬之千里，我建议改为“浴血黄河殉国纪念碑”，这样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赵武原 2016年3月21日
附录一：“第四集团军守备中条山时期跳黄河一事史实研讨会”纪要
2015年11月14日，“第四集团军守备中条山时期跳黄河一事史实研讨会”在西安召开。研讨会由十七路军研究会发起，原抗战老兵、抗战将士后代，党史军史研究人员及新闻记者等五十余人出席。
自长篇纪实文学《立马中条》发端、陕军（原十七路军）在山西中条山地区抗战的历史为国内外所关注后，内中的“八百壮士跳黄河”情节为各媒体热炒，山西方面也立碑以纪念。此说一出，即引起群辩，今年随着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则炒作激辩更烈，各方意见争执不下，但均没有面对面探讨过。
为充分研讨、尽量还原这段史实，十七路军研究会会长雷学军出面主持研讨会，由激辩双方当面摆事实、举证据，说明自己的观点。
亲历中条山“六六”战役、今年九十七岁高龄的老兵王蒙芳老先生第一个发言。王老先生开宗明义就说，“六.六”中跳黄河的官兵有，但不可能有800人之多，后来越说越悬，竟说有3000人之多，那就更离谱了。赵寿山的孙子赵武原说，现在所传的“六.六”主战场并不在山西省的芮城而在平陆，指挥“六六”战役的孙蔚如将军和孔从洲将军、李兴中将军在回忆录里也明确说，当时我军主要集结在平陆，主战场也在平陆。他们的回忆录里没有“八百壮士跳黄河”的情节。抗战老兵郭子健回忆录中写的是，战士在黄河中“溺漂”并不是“跳”。郭子健的回忆录是可靠的­
——跳黄河有可能存在，但绝不会有八百人，就算有八百人也更不是“跳”黄河而是“浴血”黄河，是与日军拼死搏斗后牺牲在黄河滩，随水“溺漂”进黄河。所以，我们对宣传“八百壮士跳黄河”一定要慎重，至于上千人、三千人都跳黄河，可以视为奇谈，不是真正的历史。
《立马中条》作者之一张君祥说，为创作这篇纪实文学，他走访过多名抗战老兵及家属和后代，八百这个数字的来源是老兵说当时打捞上来八百多具尸体。但为什么要在《立马中条》里说八百壮士跳黄河？文学作品，八百是一个模糊概念，并不是实指具体的人数。
西北大学教师张恒说，他将跳黄河作为自己的一个研究课题进行了多年深入研究，个人认为跳黄河这一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估计有3000 多人。王蒙芳老先生不知道这一事实并不等于不存在。张恒说，他在日本的档案中找到了当年跳黄河的记录，在国内当年的报刊里也找到了相关记录，何况在走访老战士过程中也找到了跳黄河后生还的五个老人，他们亲口给他讲述了跳黄河的过程。
接着，韦成枢、魏友奇、冯寄宁等陆续发言。之后，开始举证。与会人员在一楼放映厅观看了张恒老师收集的有关跳黄河史实的部分文献、照片、回忆资料。
下午，会议进入研讨阶段。杨武江、徐发宏、韦成枢、杨抗美、姜铁汉、张虎、李龙、冯丽丽、张德本、雷学军等十余人次先后发言。在研究会近两年来专门就此事调研的基础上，经过深入讨论，大家初步形成如下基本共识：
一、在中条山守备战、尤其是中条山会战期间，被日军逼迫、失去抵抗能力、而又不愿被日军俘虏侮辱的部分中国军人和当地老百姓，从黄河北岸跳入黄河和涌入黄河，泅渡南岸中国军队防区以求生，这一事实是确实存在的。跳入、涌入和泅渡生还、且已确证者，现有十余人。
二、第四集团军（原十七路军）所属部队发生跳入黄河和涌入黄河事情，集中在中条山守备战阶段之六.六战役中，有个别跳入和几百人一起与当地百姓自北岸河滩共同涌入黄河泅渡者，但没有成建制跳入或涌入黄河的事情发生。
三、日军档案和当时报刊对中国军人中发生跳入、涌入和泅渡黄河一事的记载和报道，因夸大战果、瓦解人心的敌对宣传需要，故意简言概说、含混其词、混淆视听，不可凭信。今存当地百姓口述回忆缺乏实在数据，而又往往将不同时间、不同战役、不同部队所发生事情混为一谈，据此统计人数不足为信。
四、“八百壮士跳黄河”说法起源于1984年《西安晚报》上发表的一篇以《八百壮士跳黄河》冠名的文章，其作者现在西安，并已确认“八百之数”和“新兵团之建制”以及“唱着秦腔抱着军旗跳黄河”的情节为矫情造作。后《立马中条》一书照搬采用，媒体不加甄别群起炒作，至今以讹传讹。
五、被日军逼迫、失去抵抗力、而又不愿被日军俘虏侮辱，跳入黄河或涌入黄河泅渡南岸中国防区以求生的中国军人并非逃兵；这一行为属军事战场正常作为，包涵“绝不降敌”高尚气节，但也并非可歌可泣壮烈抗战之举。应该实事求是的记述这一史实，不应炒作。
十七路军研究会
2015年11月20日
附录二： 《苦守中条山的赵将军》
（刊登于1941年3月25日《扫荡报》战地一栏，战地记者——金在鎔）
敌人进攻中条山有十一次了，每一次都遭到惨痛的失败。这完全是我们坚守在中条山里几十万大军的光荣功绩。赵寿山将军便是这些使敌人闻声胆寒的辉煌人物中的一个。他在北战场当中，负有极大声威，曾被蒋委员长誉为“抗战第一功”；卫立煌将军，他在几次中条山的恶战之后，送给赵寿山军长一个称号，称他为“中条山的铁柱子”。这个称号对于赵寿山军长是非常贴切的。他那高大的身材，雄伟的体格，站起来就像一根柱子，一座塔一样。两年来他率领着弟兄们，坚守在中条山，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犯，就好比是一根铁柱子撑持着中条山，把我们的阵地守卫得越加坚牢而不可侵犯了。
这位长于征战的将军，态度诚恳忠厚，眼睛里永远流露着和善可亲的光彩，对部下对朋友都是如此；他常用一个慈祥长者的态度去教导部下，谆谆不倦地给部下以严正的指示。一直到现在他仍不间断的做着他的早晚两课：打太极拳和记日记。他说这课程给了他很大的益处。他的日记使他能检讨一切，发现错误，订出许多革新的计划和实行的办法。他在生活上完全与士兵共甘苦，吃一样的糠菜馒头，穿灰棉布军衣，每天办公的时间常是超过10个钟头以上；在战事紧急的时间里，他可以整夜不入睡，只偶或坐在马上打打盹就行。这说明了他身体的健壮。他每天唯一的消遣是和参谋长下棋。
主将规律的生活，在全军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模范作用。从军部到连队，无论官兵，生活相同，官兵一体。军长提出了三大禁令，（禁嫖、禁烟、禁赌）；四大口号（官兵一致，军民合作，人事公开，经济公开）。他自己首先便极其严格地执行着。这些口号和禁令，便是军中一种革新运动的基本原则，而被全体官兵忠实不苟地践行着，真正做到了一致，一个军队像一个人一样。因此，部队的文化水平提高了，战斗力也是更加增强了。
赵寿山将军是具有很大毅力与决心的。当抗日战争初起，他就率部队转战于河北大平原上。在初期抗战中敌人占很大优势，以致在几次大战役中就受了不小的损失。赵军长接受了这些实际的经验与教训，便在碛口整训期间设立干部培训班，用短促的几个月工夫，将全军的干部［抽］调受训，从这里打下了部队革新的基础。直到现在，赵军长始终未曾忽视部队的教育工作。军中从军司令部到连部，每周都按时开小组讨论会，对于生活上、学习上、战场上各种问题，都要在小组会中讨论研究。连长以下的干部必须参加士兵小组，在生活检讨会上，一个士兵发言，说近来的伙食不好，要连部的特务长加以改良；另外还有一人说，构筑工事的时候，本该他轮班休息了，营长却斥他偷懒怠惰，他指出营长此种态度是不对的。当汪逆精卫投降敌人和以后宪政问题被提出的时候，在他们的小组会上都曾展开了很认真的讨论。
本年4月间，赵军长号召开展扫除军中文盲运动，限定到6月底每个士兵最少要能识字一百八十个，干部最少要能会写一封信。为了鼓动士兵识字的兴趣，军长自己拿出钱来买了信封、信纸和邮票，发给每一个士兵，让他们各寄一封平安的书信回家。在每一个连队里，都设有识字沙盘，并且在随时随地的机会都要识字。伙夫下山挑水了，他就要记住这一个“水”字；担任警戒的哨兵在交替的时候，要能把警戒的任务用“警戒”这两个字一齐交代出来。
在军部办公室出了一个刊物，叫作《新军人》，每半月发刊一次，每期印三百多份。它是靠了一架抄写公文的油印机誊出的空间和一个总办总辑抄写印刷的人来完成的，每一个连上都可以得到一份来轮流传阅，在此刊物上常常反映着全军的生活和革新部队加紧教育的问题。差不多每期都印有赵军长的文章，他常常细心写出革新部队的意见送到这刊物上发表。他希望整个军队都能从过去的旧式军队沿着这条道过渡到崭新的阶段。他把《新军人》看作整个部队革新运动的火车头。
在连队上，都出刊一份或几份的小型壁报，投稿、编辑、抄写，完全由士兵负责。这是更能反映士兵生活的东西。士兵都将其视为己有，所以都很热心地去做这一份工作。在某团的两个连上，出刊《建军周刊》、《生活周刊》两种壁报，他们除自己阅读以外，还手抄三十余份，分送全团各连队。敌人的大炮把山上的庙宇打坏了，我们的士兵就用掉落下来的石灰，和成石灰水去粉刷他们的壁报栏和大字的标语。平时看报成了军中必不可少的习惯，军长每天要读报纸，在四五月间章乃器先生有一篇论文在大公报发表，题目是《团结之出御海之道》，赵军长就把这篇文章剪下来放在案头，让大家阅读。各营部、连部，都订有五六份报纸，士兵们热心的注意着世界各国和抗战中国的大小事情。识字多的人把新闻念给不识字的听，遇到重要的问题即开会讨论，你如果用报纸包着东西到前线上去，便有武装的弟兄跑过来，向你敬礼，讨那张报纸去看。赵军长见了人，先问你几号的报纸看了没有，某篇文章见了没有，把这作为见面的寒暄了。
还有一件事情足以说明赵军长身体力行为人模范的责任心。卫立煌将军发明了一种木质的活动堡垒，在山地的守卫战中，这种活动堡垒是有很多好处的，赵军长在他军部门口亲自做成一个，让来谒见他的干部都仔细看着做法。不久之后，利用所拆除庙宇的木材，中条山里峰岭间到处都隐蔽着这坚固的堡垒座了。……为了彻底推行部队的革新计划，他着手组织一个督察团，每月出发全军巡视一次。第一次出巡的结果，撤换了二十几个不称职的官佐，集合了下级官兵的意见，作成了极宝贵的报告书。每次出巡结果都使部队往前更进一步。赵寿山将军于赴重庆面谒蒋委员长聆训归来，就沿着绵长的火线巡视一周，亲自看看士兵们的生活如何，就像一个长者去探望久别的子弟一样。
“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赵军长十分重视部队的政治工作、士兵的政治教育，军队和民众的合作都视为战斗的基本条件。4月间他提出了挖掘一百孔窑洞、组织十万民众的号召，民众都调动出来帮助军队挖窑洞，到夜间军队主持的民众夜校和流动小学都开课了，老人和孩子坐在学校里，拿了军队给他买的课本认识一个一个新字，了解着新的事情。
赵军长为了怕军队住在百姓家里骚扰民众，就发出挖窑洞的号召。在中条山里老百姓没有粮食了，敌人把山口封锁了，赵军长便派人去山外购粮，以救济粮荒，他爱护民众一如爱护自己的军队。
就在敌人第十一次进攻中条山失败的时候，田野里的麦子已经熟了，为了防止敌人抢割麦子和放火烧山，赵军长命令他的军队着了全副武装在田野里帮助民众收割，准备遇有敌人进攻，即行迎战。山岭上民众也在帮助士兵加筑工事巩固阵地，山上山下，已熟的麦子闪耀着金黄的光波，士兵同民众星散在麦田里，辛勤［地］工作着。赵寿山将军，他站在山头上，山野里到处飞扬着洪亮的歌声：
我们是中条山的铁柱子呀！我们三十八军健儿坚似铁，中条山，黄河岸，比铁还要坚！
附录三：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政治部
组通字﹝1984﹞31号
关于确定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指战员参加革命工
作时间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政治部，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军事科学院、军委直属各院校政治部：
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典范。虽然形式上是国民党的编制、但实际上三十八军地下党组织是按照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改造建设部队的，广大指战员同日蒋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现对原三十八军指战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问题作如下规定：
一、原三十八军指战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凡符合中组发（1982）11号文件《关于确定建国前干部参加革命时间的规定》，按11号文件办理。
二、“七七”事变爆发后，凡随部队参加了对日作战并经过碛口“新作风整训运动”， 一直拥护我党的主张，坚持抗日，未间断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算起；“新作风整训运动”后参加部队的，入伍后一直拥护我党的主张，坚持抗日，未间断革命工作的，从其参加部队之日算起。
三、凡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直接接受我党交给的任务，参加我党领导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并一直拥护我党的主张，坚持抗日，未间断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算起。
四、在晋东南八路军“军政训练班”受训毕业，一直拥护我党的主张，坚持抗日，未间断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一九三八年二月算起。
五、参加原三十八军地下工委主办的教导队（第一期至第五期）和第四集团军学生队（第一、二期）的学员，一直拥护我党的主张，坚持抗日，未间断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入学之日算起。
六、受我党组织派遣到各地建立地下据点，并一直坚持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接受派遣任务之日算起。
七、抗日战争时期的原杨虎城部九十六军指战员，凡一直拥护我党的主张，坚持抗日，未间断革命工作的，经原地下党领导人证明，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参照上述规定办理。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 Last edited by 秦岭寒士 on 2016-3-24 at 11:0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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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江西省 2016-3-16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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