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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洞
百度1
鱼洞地处长江边，又是腹地很广的箭滩河的入江口，因此很早就发展起来，成为重要的粮食、油盐、木材集散地，号称重庆上游的“米口”。早在南宋，就有了鱼洞之名。元朝时，鱼洞成为著名的水驿。1930年设鱼洞镇。1954年原巴县县政府从南泉迁到鱼洞，至2009年政府迁往龙洲湾街道以前，一直是巴县（后改巴南区）的县治所在。
鱼洞的长江边有一列礁石，礁石群中有一大斜洞，洞中栖鱼甚多，鱼洞因此得名。
百度2
“大江厂”：三线青春的岁月窗口
盛夏的重庆骄阳似火，穿行在位于重庆市巴南鱼洞大江厂庞大的家属区里，记者试图探访到三线建设的老功臣。重庆大江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地人都叫它大江厂，是全国最大三线调迁合并搬迁企业，由“七五”期间搬迁出的庆岩机械厂、重庆双溪机械厂、四川红山铸造厂、四川红泉仪表厂、重庆渝州齿轮厂，以及“八五”期间搬迁至此的重庆庆江机器厂、重庆青江机械厂、重庆铸钢厂、重庆平山机械厂合并组建，有“九九归一”之说。
西南――东北――西南
刘锡虎是四川内江人，今年已经71岁了，1959年毕业于重庆市第一机械制造工业学校（现重庆理工大学），退休前是国营重庆双溪机械厂技术处负责人、高级工程师。几十年过去了，他依旧记得自己去东北和平机械厂的报到时间――1959年9月8日。
“我们和平厂大着呢，有4个大门，厂里跑火车！”刘锡虎的爱人朱桂云有着东北人特有的爽快。
在东北的日子不太习惯，而且赶上困难时期，“59年还行，60年开始就不行了。”南方人吃米饭，但东北习惯吃苞米、高粱，“吃馒头就是改善生活。”老人回忆说。他在那里见习、转正、谈恋爱：“刚毕业时32元一个月，见习期满后38元，到了64年每月开始有6元的地区补贴。”收入不多，生活艰苦，但报效祖国的心热切。
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国家出于战备考虑进行三线建设，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以重庆为中心，用3年或者稍长一些时间建立起一个能生产常规武器并且有相应的原材料和必要机械制造工业的工业基地”。
“三线建设”具体实施方案为：1964年下半年迁建少数工厂作试点，大部分工厂作好搬迁准备，1965年开始大规模迁建，重庆双溪机械厂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上马的。
重庆双溪机械厂位于重庆市綦江县，位于洋渡河和石龙河两条小溪交汇的山谷中，因此得名“双溪”。记者在网上搜索到了綦江县的地图，地图上可以找到古南、东溪、小鱼沱，但找不到双溪这个名字，查老资料得知，那里原名张家坝。在1965年的3月10日，由东北齐齐哈尔和平机械厂，太原晋西机械厂等企业抽调技术人员组成的基建、设备、水、电等建厂先头部队来到了张家坝，刘锡虎老人就是其中一员。在东北已经生活了5年多的刘锡虎虽然回到了南方，但他却又开始怀念起东北的日子。
“刚到双溪的日子艰苦，毕竟和平厂是建成厂，生活生产环境要好一些”，老人回忆说。
山洞里白手起家
三线建设选址的原则是“近水、靠山、分散、隐蔽”。西南多喀斯特地形，张家坝也不例外，暗河、溶洞密布，土地贫瘠。刘锡虎回忆说：“选择那里主要是因为有3个天然的大溶洞，但后来发现最大的2号洞里老掉石头下来，不适合做车间，1号洞最高，进洞的缆车都上百米”。抗战时期由广西内迁至重庆的原第四十兵工厂也曾在那个山洞里造过子弹。
当初进出厂区没有公路，只有一条供人行的羊肠小道。恰逢春季枯水期，建厂的先头部队利用小溪铺出了一条临时的行车便道，正式修路的时候还成立了一个民工队。山地修路颇为不易，最难的是打“老虎嘴”。修建房屋的有著名的泰安建筑公司，据说这家公司曾参加过人民大会堂的会战，“毛主席把最能干的队伍派来了”，这让建厂先头部队的队员们感到无比自豪。
刚来时没有房子，大家借住在附近铁矿的小学里，没有办公室，就在宿舍办公；没有办公桌，把图板搁在下铺画图。能用的工具就是丁字尺、三角板、圆规，太大的图纸就用地规画。刘锡虎回忆说，当时条件艰苦，连图板架都没有，只能站着画图，在坐标纸上按照一定比例，画出房屋结构图和设备安装图，槽、罐、平台怎么摆放，如何避开基建柱头，都要一一画出来。
修建厂房艰辛，大型机械设备进不去，只能靠人海战术、肩扛背抬。双溪厂定位是大炮的总装厂，所需用的设备都是大型设备。在上世纪90年代，有人看过厂里的设备说：“好多设备极大，外面根本没有见过。”材料、设备就这么一点点的用人力运送进去，其中1号洞最高，开始兴建的时候进洞没有缆车，就靠一条盘山小路上下。
所有的家属楼、办公楼、厂房、学校等都是在山地、坡地上因地制宜修建，西南山地难免会有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不过刘锡虎说，“其实厂旁边有个农场，那里平，但厂里没有选择在那里建厂，因为三线建设要求不占用良田好地。”厂里分布有一区和二区，两个地方隔着条小河，一开始的小桥很简陋，走上去摇摇晃晃的，后来人多了才改成钢混结构的小平桥。
大部分车间建在冬暖夏凉的山洞里，采光全靠电灯。山洞不是笔直的，生产需用的行车、轨道等依据自然的山洞走向一段一段地修建，拐弯的地方就没有设，洞里高低不平，所以车间里还有台阶，
这都增加了生产的难度。
建设者们每天都是加班加点工作，干部、技术人员全没有加班费，同时他们也要参加除分内工作之外的劳动，两个星期才有一天休息时间，就这一天有时候还用来加班。那时候没有物质奖励，工作再好也是精神奖励。刘锡虎曾经连续三届是厂里的标兵，得到了好多奖状，还有一大摞《毛选》，这些他一直珍藏着。
就这样，山沟沟里渐渐地有了成片的宿舍、办公地点、家属区、医院、学校、邮局、银行、粮店、菜店……工厂办社会，该有的一切慢慢地都兴建了起来。
计划经济难计成本
1965年，那时的东北姑娘朱桂云和刘锡虎还没有结婚，正在谈恋爱。
刘锡虎3月到的綦江，来西南的山沟里也没有搬家费之类的补贴，自己需要带走的东西打个包，厂里负责托运。同年12月24日，朱桂云乘着专列从齐齐哈尔启程，29号到了重庆。
从一个条件好的大厂到西南的深山沟里，为了响应号召，也是为了团聚，朱桂云义无反顾。当年的工作都是上级让去哪就去哪，服从是唯一的选择。“我们俩能在一起，也是组织照顾”，朱桂云说。参加三线建设还不能跟人明说，只能说外出调研、借调什么的，去的地方都要保密。写信不能落地址，写信箱号。
朱桂云来重庆44年了，“我比四川人还四川人”。虽然重庆作为直辖市已经很多年，但不管是外地人还是本地人，常常还是把四川、重庆分开说。
多年的南方生活，东北乡音未改，但生活习惯已经很“重庆”化了。如今，她吃辣的比本地人厉害，会做地道的川味香肠……不过作为东北人，却依然习惯不了重庆的气候，“空调直着吹，肩周炎都犯了。”
当时国家经济条件差，山里更艰苦，每月配给一斤肉、四两油。刚到双溪的时候大米8分一斤，后来涨到了1毛3，工资里这才有了粮食补贴。“当时工资低呀，人们丢了5块钱都会大哭一场的。”刘锡虎苦笑着说。粮店、肉店、菜店都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供应有限，下午菜店关门后就买不到菜。肉店里的肉以咸肉为主，要泡几个小时才能下锅，否则无法入口，冻肉是春节时才有得卖，队伍排老长。“面粉连馒头都做不了”，当年物资交流不便，本地的面粉让从东北来的人很失望。
“那时真的是过共产主义生活，全厂每家人吃的都一样。逢年过节，厂里也会到贵州、重庆等地采购回一些牛、羊、鱼等发给厂里的员工。生病了在厂里的医院看病也不花钱，直系亲属报销部分药费，大家也挺满足，”刘锡虎回忆说。
1966年，两人结婚了，后来有了小孩。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需要营养，刘锡虎背着背篓到贵州农户家里去买鸡和蛋，几十里的山路来回全靠走。每天，附近的农场会把小孩要喝的牛奶送到厂区里，不过后来厂区里孩子多了，渐渐地，厂里的人跑到奶牛肚皮底下接牛奶给小孩喝，牛奶变得越来越紧俏。“好在我爱人的姐姐在北京寄了一些奶粉过来，小孩才没饿着。”刘锡虎说。
喀斯特地貌土地贫瘠，植被稀疏，但春天的山坡，有映山红如霞绽放。双溪厂用的水是山里的溪水，味道好，但水里的矿物质超标，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多年以后回想“得癌症的人还很多呢”。在山沟里的小气候也容易诱发哮喘病，人们毫无警觉，只知道有人发哮喘很厉害，厂里的医院治不了，得转到重庆医治，但好多得哮喘的人出了小山沟就开始好转，没走到重庆，在綦江县城就全好了。
深山沟里交通不便，去重庆需要搭乘厂里外出办事的车或者赶火车，火车白天一趟慢车，4个小时到重庆，乘坐的人多，还有一班快车是晚上。有一年刘锡虎夫妇乘坐快车去重庆给孩子看病，到了重庆还是晚上，两人轮流背着孩子一步步走着去医院。
每逢到外地出差，总有人托人捎带东西。刘锡虎回忆道：“有一年出差，托我买东西的人多，带了6个旅行袋，身上背了4个，手上拎了两个，火车都上不去”。
跟生活的不便比，生产也不容易。双溪厂是大炮总装厂，称为“主包”，部分零件需要重庆附近的“长安”、“望江”等辅包厂提供，还有一些零件来自成都、包头。三线厂的选址带来的交通运输不便、生产协调配套困难、生产成本高都在双溪厂体现了。当时厂里生产的炮的价格是18万元一门，但在计划经济时代，谁也不知道成本究竟是多少。
军转民自谋出路
双溪厂曾招过几次工，最高峰时厂里有2800名工人。在计划经济时代，厂里招工要按照一定比例分配给各个部门，不能只要工厂家属。在这种情况下，上世纪80年代中期，很多老员工想办法提前退休，让子女能够搭上最后一班“顶替”的班车。
随着国家下达军品计划的逐步减少，双溪厂的日子难过起来，厂里开始研发民品。上世纪70年代末，刘锡虎带队去胜利、大庆等油田考察后，依据厂里的技术、设备，研发用于油田采油的电动潜油泵，并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有了成品。
潜油泵也是和很多厂协作生产，虎溪电机厂的电机、成都无缝钢管厂的钢管……双溪厂组装。提到技术秘诀，刘老透露说：“内部空间是关键，各个零件的衔接精度要高。”
厂里也试制过中文打字机，据说挣不了钱，项目也就没有上马。后来还生产过汽车起重机和煤矿用液压支架，然而由于体制及各种原因，工厂的经营状况恶化，债务负担沉重，流动资金严重短缺，生产经营举步维艰。
在这种情况下，人才外流在所难免，有的人是因为两地分居，有的是觉得发展局限。当时的老刘，已经是业内数得着的技术名人，很多单位都想让他去，总有人来“挖墙角”，但厂里不放人。现在回想：“如果当初什么都不要，走了，估计比现在过得好。”
国家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对三线建设制定了“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8字方针。1988年10月20日，作为“七五”、“八五”三线调整搬迁母体的大江厂成立；1990年5月17日，大江厂破土动工。1998年1月，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一条消息，标题是“重庆大江总厂兼并双溪、庆岩”。2000年，大江厂终于成功完成了9个军工企业的搬迁任务，3.7万名职工，6万多家属从山里走了出来。
1993年，刘锡虎的家搬出了山沟，到了现在住的鱼洞，老两口的工龄加上厂里补贴，新房花了1万多元。改革开放的政策将全国重心重新转回了原来的沿海一线。刘锡虎的孩子原来在厂里上班，刚搬过来时，新厂没有开工，就去了广东打工。
1993年，朱桂云退休了，她说：“我还是拿的100%（退休工资）呢，当时退休工资才一个月175元，现在是1250元。”1999年，刘锡虎也退休了，他说：“现在退休工资很低，我的同学进了机关，退休工资比在工厂的我高很多”。不过，老人艺不压身，退休后还是有很多单位慕名而来，找他讲课或帮忙攻关。现在的刘老夫妇过得很悠闲，他俩拿出去年补拍的婚纱照给记者看，穿着西装、婚纱、唐装的夫妇看起来依旧年轻。
今年4月，刘老夫妇回了一趟双溪厂旧址，看见那里的现状他们很心痛。“二区一片狼藉，除锻造车间的大烟囱外，中学、技校、101车间等全都夷为平地。”一区部分地方出租养牛，一号洞缆车的铁轨都被拆光了，洞里地上的混凝土都被扒了取钢筋。
留守的人里也有能人，刘锡虎听别人说当时留守的一个绰号叫“小炮弹”的人，就看好当地的自然风光和现成的大量房屋，开起了农家乐，生意据说还不错。
如今的大江工业园区里，原来9个厂在注销企业法人、取消企业代号并完成了资产重组后，形成了以大江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母公司的新企业。据说，整个大江的销售收入已是1999年第一批搬迁的5个厂销售总收入的4倍多。
[ Last edited by 减速过弯 on 2015-2-22 at 23:1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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