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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回忆录的误区
知青下乡,有许多回忆录中说他们到了最艰苦、最困难的农村,这不对。知青下乡农民并不欢迎,因为土地有限,知青下来都要从他们有限的收成中分一勺羹,是抢他们的饭碗子,但当时的农村都把这当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的,不接收也不行,当地政府就都是选择当地收入好的生产队给安置,最艰苦、最困难的生产队还要靠政府救济才能渡难关,政府当然不会再惹这个麻烦。
至于说知青感觉就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地方,是因为城市青年没有受过农村的苦,他们觉得已经到了受苦受难的极限,事实根本不是那回事,比他们落户的生产队还要困难得多的生产队更多。再说,那时每个插队知青国家都给付二百四十元安置费,就知青办统一管理,那时的二百四十元可相当现在的两万元,是很可以办一些事情的。知青每年的口粮标准都有最低限,本队口粮达不到的国家给补足,比起陕北产谷区最困难的地方农民一年一人只能分九十斤谷子,其余就要瓜菜代来不知要强多少倍,这简直就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知青下乡的农村都有从那些特困地区来的移民,但都是经过自己许多周折才能来的,那有知青下来那么便当!
工分嘛!同工同酬。但大多知青只能挣个七八分工,很少有挣十分工的,这其中有农民以为知青没有长期的劳动锻炼受不了农活的苦累,也不会长期待下去所以也有外来歧视的原因,在这一点上对知青有些亏欠。但也有少数知青比当地农民还能干,他们以实际行动征服了村民,挣着满劳力的十分工,就大多数知青的劳动强度还是赶不上当地农民。
知青的真正困难是远离父母,远离自己已习以为常的城市生活,要接受城乡差别的考验。而消灭城乡差别是一个长久的话题,不能只听城里人的一面之词,生在城里就应该永远是城市里人,谁要打破这规矩就要遭受无情的谩骂和侮辱!也听听农民的心声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作家贾平凹写过一本书《我是农民》,对这个事作了很好的阐述,而他已经走出农村,只是农村人的代言人,一直就生活在农村的人又多不掌握充分话语权,在充分掌权着话语权的人面前处于劣势,但这并不能说明谁能说就谁有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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